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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放电影

8月28日

来源:鲁红旗

标签:建德历史,文章  

 

1968年7月,我作为初中“老三届”的毕业生回到了农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并且结合到了大队领导班子里,开始时给大队写写标语,也参加一些公社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记得是在1969年6月份的一天中午,公社的广播响了,通知我去公社参加“赤脚电影放映员”学习班。赤脚电影放映员就是没有编制、不拿工资、只记工分的农村放映员。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公社,参加学习班的一共有10个人,都是每个大队选派的,授课老师是县电影公司的,有胡中华老师和郑振昌老师,学习内容是放映机、发电机的原理和幻灯片的制作,学习时间大概是一个星期。学习班结束后,其他人都回大队了,我被留下来协助县电影队,担任邻近几个公社的放映任务。

那时在农村巡回放映电影的机器,是16mm放映机,移动一个放映点需要四五个劳动力,由下一个放映点派人来抬。主要设备是发电机,十分笨重,需要两个劳力抬,还有一桶汽油、配电箱、放映机、扩音机、喇叭箱、银幕、幻灯机等,放映人员是不搬东西的。放映队一般由三个人组成,每个人必备的行李有油布、棉被、雨伞和一只挎包,内装洗漱用品,吃饭都由大队安排,住宿大多是祠堂、仓库等空房子。

从1970年开始,公社有了自己的电影队,机器是8.75mm放映机,全套放映机器轻便了很多,转移放映点都是放映人员自己搬运,活动范围也缩小了。

那时候的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看一场电影就像是过大年,村子里一下子会热闹起来。小孩子吃了中饭就早早地把长凳子搬到操场上,抢占有利位置,一些老人会提前一天通知邀请亲戚来看电影,有点像旧时赶庙会。我家有个小姑妈非常喜欢赶热闹,总是会提前到来,我和她开玩笑说,叫她天天跟着我,就每天都有电影看了。小伙子、大姑娘们袋子里装着瓜子、豆子,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边看电影边说笑。电影放完,许多人还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开,小心翼翼地挤到我们旁边,打探下一次的放映时间。

农村放电影大部分都在露天晒场上进行,冬天冻得我们鼻涕水像珍珠一样挂到嘴边。露天放电影最怕的是中途下大雨。有一次,影片放到一半,忽然就下起了大雨,事先没有预料到,边上也没有人带雨具。影片是新片,明天要转交下一个单位放映,观众又不肯退场,怎么办?有人提议把放映机转移到桌子下面去,大家帮忙把放映机安在桌子下面继续放完。看着观众被雨淋得像落汤鸡,可个个精神饱满,满意地离开,我们心里也感到十分欣慰。

记得在普及样板戏的那段时间,我们要到野猪岭为三户住户放映京剧《智取威虎山》。那个地方还没有通电,需要携带便携式发电机。上午出发,下午三点才到放映点。放映点是一户三间泥房的二层楼,是三户人家的中心点。休息片刻后,我们开始布置放映场地,先选择堂前的一面墙挂上银幕、扬声器,然后另一头安放好放映设备。晚饭由大队安排就在这一户人家吃。知道我们是专门为他们大队社员放映的,大队特地从山下买来了豆腐和一点肉,蔬菜就由山上人家自行安排,这样我们算是得到了特别的款待了。夜幕刚降临,观众就到齐了,我数了数,一共有七位。电影开映,几位老人眼睛紧紧地盯着银幕,咧着嘴笑,时不时地与旁人交谈几句我们听不懂的土话,大概谈的是剧情吧。

电影放完了,我们开始收拾放映设备了,可有一位老奶奶屁股一动不动,还是死死地盯着银幕看,嘴里喃喃地说:“人呢,人呢,这么多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等我收拾完了,老奶奶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我86岁了,从来没有下过山,没有见过汽车、轮船,更没有看过电影。共产党好,共产党真好,我这一生没有白来世上了。”

有时遇到新近上映的电影,一个单位只能放映一天。为了满足观众看新片的需求,我们同时调集三四个电影队,布置三四个放映点,安排好每个点开始的放映时间,比如:第一个点7点开始,第二个点7点半,第三个点8点,第四个点8点半,然后安排好每个接送影片的人员,第一个放完交给送片人,送片人必须马上出发,准时送到第二个点,就像接力赛跑,保证每个点都能按时放映。

在我的电影放映经历中,记忆犹新、也是最难忘的一次,是全国最新上映的故事片《闪闪的红星》,片子的放映时间只给一天,而每个学生都要求能看到一次。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协商借用收购站的仓库,并向供销社招待所借用草席,把仓库改成暗房。第二天从早上8时开始放映,一场接一场地放,一直到晚上11时,一共放映了10场次,当时正值6月份,汗出了一茬又一茬,衣服可以拧出半桶水,终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

农村电影放映工作,不仅要给农村老百姓增加娱乐,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供正能量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当时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每当电影开映之前,我们都要根据国家的政治形势,制作标语口号的幻灯片,相当于现在的公益广告,进行广泛的宣传。每到一处放映点,还要收集编写先进事迹或好人好事,制作成幻灯片现场宣传。有些时候,村干部还会利用电影放映前的观众集中时间,开一个简短的社员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当前工作,现场效果很好。

当时赤脚放映员的报酬是回生产队记工分,实际上是由本生产队负担,但是服务对象却是全公社,这有点“一平二调”的意思,时间一长,生产队就不乐意了,觉得吃亏了。事情反映到公社里,最后由公社出面协调解决,改为由公社发给补贴费,每天8毛钱,这才算是解决了矛盾。那已经是1975年的事情了。

1977年下半年,我离开了公社电影放映队,离开了电影放映工作。从17岁到25岁,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农村电影放映的路上,这也留给了我最美好的记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难忘那时的经历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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