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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讲的清水塘，并不是一个水塘，而是一座山，是大同镇境内一座相对较高的山。山之峰顶，有电视差转台，是当年建德广播电视台为了寿昌西乡大同片区的人更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而建。很多年前，我与几位朋友从北坡（即石屏方向）登顶，还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从山南下山。
山北路陡，但近。山南的路就相对平坦了许多，但路程长，大约有二三十里。我们在山上吃过中饭就下山，一路走走停停，走到山脚时，天都快黑了。之所以走走停停，是因为一路上的风景实在是好。放眼望去，大半个大同都在眼底。又因时值仲秋，山间的好多野果都开始成熟，比如野山楂、野毛栗、野柿子等。
下到半山腰，有枫香巍然矗立，满树的黄金甲，在秋日的斜阳中不停地闪动。枫香有两棵，大的那棵大约要五六个人合抱，小的也要两三个人才能抱得过来。
天将黑时，我们才下到山脚。
山脚就是高桥村。
高桥村是大同镇两个少数民族特色村之一。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是郑姓人的聚居地。民国《寿昌县志》上说：“高桥，在县西高桥庄，庄以桥得名。”
2015年出版的《建德市地名志》上说：“……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桥碑记载，明初，此地建有石拱桥一座，高数丈，桥两端各有十六个石阶，故名高桥。”
更早编订的乾隆《寿昌县志》也称这里为“高桥”。
前些年，我在点校民国《寿昌县志》时，对高桥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在“人物传”和“选举志”等章节中，经常出现“高桥”“高桥人”字样，这让我对高桥村心生景仰。前不久，久山湖郑秀、郑巍两位先生来找我，说是想续修家谱，并出示了郑氏宗谱给我看。久山湖郑氏是从高桥分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家谱却以《高乔郑氏宗谱》名之。
不是“高桥”吗？怎么又成了“高乔”呢？我逐页细看，在“世家渊源”中看出了原委。“高桥”真的是“高乔”之误。
“世家渊源”中说：高乔郑氏，是唐朝宰相郑珣瑜的后裔。郑珣瑜（738—805），字元伯，郑州荥泽人。唐代宗大历年间，郑珣瑜“以讽谏主文科高第”（《新唐书·郑珣瑜传》），初授大理评事，后历任吏部侍郎、河南尹、门下侍郎，最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唐顺宗时，因与首辅宰相王叔文政见不合，弃官回家，闭门不出。数月后病逝于家，享年六十八岁。
郑珣瑜的儿子郑覃，也官至宰相。孙子郑裔绰，晚唐时曾任秘书监，后为衢州刺史。由于政局太乱，郑裔绰任满衢州刺史后，就不愿再担任其他官职，而是选择归隐。他与几位兄弟、侄子一同避居衢州郊外的烂柯山石室。
到了郑珣瑜的五世孙郑术，已是五代十国的后期。独霸东南的吴越王钱镠不愿与中原各方势力争霸，他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所以，江南一带还是比较安定的。他的孙子钱俶更是俭素谦和，在位期间，与民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郑术是个上通天文、下识地理的通才，深得钱镠、钱俶祖孙的信赖，不仅让他掌管军饷，就连钱家的阴阳宅基，都请他来勘定。
有一次，郑术奉命前往睦州等地征调军饷，长子郑元兴跟随左右。当一众人马来到寿昌西乡大同时，天色已暗。郑术命人就地安营，自己则领着儿子外出闲走。他抬头四望，见西北方向一山高耸，两道峰峦缓缓前伸，在山前形成合抱之势。这样的形势在别处极为少见，他当即带着儿子进山察看。但见这里土地平旷，三面青山环绕，古松、古柏、古枫、古樟遍布山岗，或许还有梧桐树。一条山溪自后山汩汩而出，在山间的平川上蜿蜒穿行，然后从两山之间挤出山外。这真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啊！郑术在心底暗暗惊叹。
回京后，他把这一发现和吴越王说了。吴越王下令寿昌县，把这块地方赐给了郑术。郑术与儿子郑兴元说：我死之后，你最好从衢州迁居到那里去。
几年后，郑术死了，郑元兴果然带着家小，从衢州烂柯山石室，迁居到寿昌西乡大同西北的那个山坳里定居，还把这个地方取了个名，叫“高乔”。
“高乔”这两个字有何深意？郑元兴本人是这样解释的：“高乔”即“高迁乔木”。那“高迁乔木”又是什么意思呢？“高迁”，表示对迁居地的敬畏，与“高攀”“高看”等义相仿佛；“乔木”指周边山上高大的树木。但在郑元兴看来，应该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乔梓。《尚书·大传·梓材》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西周时期的周公旦有两个儿子——伯禽与康叔，兄弟俩因不懂得父子之道而受到周公旦的惩罚。有个叫商子的人就对兄弟俩说，你们去南山看看那里有什么树木。兄弟俩去了，回来告诉商子，说南山的阳坡上都是挺拔的乔木。商子再让他们去山的阴坡看看。兄弟俩看了后回来和商子说，那里都是茂密的梓树。商子说，父亲就是山阳坡上那挺拔的乔木，儿子就是山阴坡上茂密的梓树。兄弟俩听了，很快就明白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典故，最后形象化为儒家的重要思想——“父严子恭”。
郑元兴把这里叫做“高乔”，是想通过这个典故告诉子孙后代，要世代业儒，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做到父严子恭，母慈子孝……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根基。
一百多年后，也就是到了北宋重和元年（1118），高乔郑家果然不负祖望，诞生了第一个进士——郑滋，并且在此后的三百来年时间内，即宋、元两朝，高乔郑家前后共诞生了二十位（一说十八位）进士。郑氏一门如此密集地出人才，这在寿昌乃至整个严州，也是不多见的。所以，直到今天，高乔郑氏后人对始迁祖郑元兴的远见，一直称道不已。
高乔郑氏兴旺发达后，高乔这个不大的地方，已经难以容纳太多的人口，一部分郑氏族人就外迁到久山湖、大同、下宅、塘下等地。
到了清朝后期，一场撼动大清王朝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波及半个中国，在这场浩大的战乱中，高乔也未能幸免于难。在遭受一波又一波的洗劫之后，整个村庄被一把大火烧得片瓦不存，其中就包括那幢气势恢宏的郑氏总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乔村中很难见到一个活人。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塘下等地，郑氏人丁几近绝嗣，好在久山湖、大同、下宅等地尚且十存其一二，高乔郑氏幸得延续。
高乔村东有个胡村（今胡村源村），距高乔约五里，是胡氏聚居地。胡家也是寿昌西乡的名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胡村的胡同文中进士后，先被授予刑部郎中，后任江西粮储。胡同文一生为官清廉，深受朝野称道。
相传，胡同文的外婆家在高乔。小时候，胡同文去外婆家，村边的那条小溪总让他心生畏惧，因为溪上没有桥，需脱鞋涉水而过。要是下了雨，溪里涨大水，涉水就非常危险。胡同文发誓，一定要在溪上架一座桥。
从江西粮储任上卸职后，胡同文就告老回乡了。当他再次去往高乔，溪上依然没有桥。他从本就不多的积蓄中拿出钱来，在溪上筑桥。很快，一座石拱桥就高卧在高乔村东的小溪上，人们往来高乔、胡村，再也不用涉水了。因这座桥的桥身高达数丈，几与附近的房屋等身，人们就以“高桥”二字名之。
不知从何时开始，“高桥”居然成了“高乔”的名字。乾隆《寿昌县志》上是这样写的，民国《寿昌县志》上也是这样写的。清嘉庆年间，胡同文修的高桥倒了，附近村民集资，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石拱桥，且桥身比原来的还要高，桥的两端，共筑有十六个台阶。桥建成后，在桥头立了一块碑，碑上居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庄以桥名”。
现在，清水塘下的小溪上已经没有了高高的石桥，而除了那两棵枫香外，山间也很少有挺拔的高乔。虽然村口的牌子上写的是“高桥村”，但我们不能忘记，它的真名叫“高乔”。（来自今日建德报，作者：沈伟富）
